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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佈羅茨基在列寧格勒的街頭被捕，不久即以臭名昭著的“寄生蟲”的罪名，被判到遠北的阿爾漢格爾斯克服五年勞役。那時阿赫瑪托娃已經75歲，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這位飽經滄桑的老婦人又和一群才華卓著的年輕詩人過從甚密，其中就包括奈曼、博貝舍夫、萊因，以及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佈羅茨基。
盡管當時的一些文學界名流——肖斯塔科維奇、葉夫圖申科，當然也包括阿赫瑪托娃自己——都以不同的方式聲援佈羅茨基，但是最終五年的勞役無法避免。在得知這一結果後，阿赫瑪托娃感慨道：“他們為我們的褐發小夥子，撰寫瞭怎樣一部傳記啊。”但事實上，發生在解凍時期的佈羅茨基審判事件，其殘酷性和白銀時代詩人們所遭受的苦難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包括阿赫瑪托娃在內的眾多傑出的白銀時代詩人，之所以在文學史上擁有越來越崇高的地位，除瞭他們詩作本身的優異，他們總體上悲慘的命運以及時代的濃重烏雲造成的陰鬱背景等外在因素，也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詩人與時代一個令眾多詩人糾結的永恒問題
兩次空前慘烈的世界大戰和造成800萬人死亡的大清洗，事實上給所有詩作提供瞭一張黑色的稿紙，哪怕在這張稿紙上書寫個人的微妙的愛情詩篇，也是在和那個時代進行殘酷的對話，甚至你的語調越是低微、個人，其控訴也就越是強烈。
阿赫瑪托娃早期詩歌正是這種個人化的愛情詩，並且正是憑借這些“室內抒情詩”成為白銀時代最著名的代表詩人。今天，我們看阿赫瑪托娃的那些充滿瞭敏感又痛苦的詩篇，一方面為她詩篇的真摯所感動，一方面也有一絲疑惑：她如何在眾多才華橫溢、風格各異的白銀時代眾詩人中脫穎而出？至少，從她的早期作品來看，她似乎沒有為時代立言的野心，她沉醉在自己的愛情世界，幾乎不問世事。
對此，佈羅茨基在移居美國之後寫的《哀泣的繆斯》一文中，為阿赫瑪托娃做過令人信服的辯護，他特別指出，阿赫瑪托娃第二部詩集《念珠》發表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三部詩集《白色的鳥群》發表於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都恰逢極為重大的歷史事件。佈羅茨基隨後敏銳地判斷道：“從另一方面看，也許正是世界性事件震耳欲聾的背景雷聲，使這位年輕人隱秘的顫音顯得更清晰、更生動瞭。”
詩人與時代的關系是一個令眾多詩人糾結的永恒問題，歷史的巨輪滾滾向前，任何人都難以全然逃脫它的碾壓。如果說兩次世界大戰和斯大林時代構成瞭一座巨大的歷史廢墟的話，阿赫瑪托娃以幾乎全部的熱情投身其中的愛情生活，則是一座較微型但細節卻更清晰的廢墟——對個人更具摧毀性影響，而且我們要立刻強調，這兩座廢墟存在因果聯系，阿赫瑪托娃個人情感的廢墟，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那座歷史性廢墟所生產出的千萬座小型的個人廢墟中的一座，隻要稍稍簡述一下阿赫瑪托娃個人生活的主線，就可以感受到這座廢墟的慘烈程度，以及最重要的——它和那座歷史廢墟的關聯度。
歌頌愛情一種喚醒良知葆台中商標註冊申請有正義的方式
阿赫瑪托娃的首任丈夫著名阿克梅派詩人古米廖夫，於1921年8月25日在彼得堡郊外被執行槍決，罪名是“反革命陰謀罪”。1934年5月13日至14日夜間，阿赫瑪托娃的密友傑出詩人曼德爾施塔姆被捕，當時她正好在場。1935年10月22日，阿赫瑪托娃的兒子列夫·古米廖夫和她的第三任丈夫（同居十幾年，並未締結結婚手續）尼古拉·普寧被捕，雖然經過眾多友人施以援手，兩人很快被釋放，但是兩人又被捕，列夫被判十年勞動改造，而普寧則於1953年8月21日死於阿列茲勞改營。
最親近的傢人輪番厄運，讓我們不禁想起阿赫瑪托娃後來對佈羅茨基命運的感慨：他們給他撰寫瞭怎樣的一部傳記啊。是的，他們給她撰寫瞭怎樣的一部傳記啊。如此，當阿赫瑪托娃專註地書寫她個人的命運時，就算她待在室內，也是在那同一片暗黑的天空下，就算她為自己和情人的命運而吟唱，也就是在描寫歷史巨輪上那一顆顆錚亮的螺帽。聽聞兩任丈夫被槍決離世的時候，阿赫瑪托娃都寫過悼詩，其中的強烈痛苦不正是最有力的控訴嗎？
不錯，阿赫瑪托娃是享譽世界的愛情歌手，可是時代給這些美妙詩篇塗抹的黑色暴力的鑲邊，則賦予它們一種特別有力的抗爭意味。在震耳欲聾的虛張聲勢的政治宣傳的高音喇叭下，也許一聲溫柔的“我愛你”就是一種喚醒良知葆有正義的方式。
因為，愛情在人的清醒的良知和理性中始終占據著特殊重要的位置，是良知那個堡壘中最堅固的部分，我們甚至可以極端地說，誰輕台中商標權申請蔑愛情誰就是惡的近鄰。愛情則是人性的源頭之水，隻有在它的不斷澆灌下，人性之花才可以盛開得格外嬌艷。在那樣一個殘酷的年代，阿赫瑪托娃的愛情詩則在守護著整個俄羅斯的人性之花，讓他們不至於在殘酷的政治清洗和傾軋下變得完全麻木。阿赫瑪托娃一出道即享有盛譽，上世紀60年代初期，阿赫瑪托娃的詩集在俄羅斯竟然銷出瞭一百多萬冊，人們熱愛阿赫瑪托娃的詩，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保護什麼呢？保護愛的感覺，保護優美的語言，同時也在保護內心深處對於真與美的熱愛。
阿赫瑪托娃的許多愛情詩像是小型戲劇，或者至少像戲劇片段，它們有動作、有對話、有描述，而且所有這一切還都限制在很短的篇幅裡。因而，阿赫瑪托娃的那些愛情短詩，內在的心理空間和道德空間都相應得到強化，而詩人的情感卻因為顯而易見的主動抑制而有一種滿溢的效果，這是詩歌特有的矛盾律，隻有最卓越的詩人明白和做到這一點。
復雜情史詩人所能倚仗的隻能是語言
愛大概是阿赫瑪托娃生命中最高的律法，盡管她命運多舛、情路坎坷，但是她的愛情之火始終在燃燒，從少女時代直到暮年。除瞭古米廖夫、希列伊科、普寧這三任丈夫，阿赫瑪托娃還有過很多情人——安列普、盧裡耶、齊默爾曼、加爾洵、科爾洛夫斯基等等。
我們在看阿赫瑪托娃的那些愛情詩的時候，如果不借助於傳記，有時甚至很難搞清楚詩中的“他”或者“你”到底是誰？這和更古典一些的詩人似乎不一樣，他們私生活也許要豐富一些，但是在詩中他們似乎隻有一位永恒的女性，比如貝阿特麗絲之於但丁，勞拉之於彼特拉克，佈勞恩之於濟慈，埃瑪之於哈代，毛德·崗之於葉芝。英國人伊萊因·范斯坦所著的阿赫瑪托娃傳記《俄羅斯的安娜》對於她的情史頗有興趣，做瞭抽絲剝繭般的梳理，盡管這也拉低瞭這部傳記的格調。
在對阿赫瑪托娃復雜的情史有瞭一些瞭解之後，我想說這並沒有影響到這些詩本身的品質，說到底世俗生活的道德和詩歌的道德，這兩個道德差異甚大，甚至於你會驚訝它們怎麼會是同一個詞？對於詩歌而言，它唯一的道德不是忠誠而是真摯，後者是一種感覺有著瞬間的特點，詩人的義務隻是把那種瞬間的感覺用高超的語言藝術呈現於世人面前即可，也就是說忠誠不是真摯的前提，忠誠更不是高水準詩作的保證——一個人的忠貞癡情並不能保證他就能寫出一首感人的詩，相反多半他寫出來的是陳腔濫調。
詩人所能倚仗的隻能是語言，那是通向真摯的唯一橋梁。所以，對於我來說，我被阿赫瑪托娃的那些質樸深情的詩句打動就足夠瞭，這些詩為誰而寫並不重要，話說回來，誰能承受得瞭那些閃光的詩句呢？大概隻有繆斯自己。最好的愛情詩都是獻給繆斯的，具體的人的肉身隻是一種無可替代的中介吧，然後繆斯也成為一種中介——將那種令人顫栗的電波傳遞給所有人。
行文至此，大概也暴露台灣註冊商標瞭我對阿赫瑪托娃晚期那些更有野心的詩作——《安魂曲》和《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的看法，在我看來，這兩首著名詩作恰恰失之於某種外露的野心。阿赫瑪托娃在晚年對一些批評傢和學者感到不滿，因為他們忽視瞭她的中晚期作品。佈羅茨基解釋，是因為阿赫瑪托娃後期詩作在當時蘇聯的意識形態背景下很難出版，但是在我看來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就是這些詩作因為主動投身到歷史的巨冊中，而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
詩人的才力是有區別的，蓋因詩人的嗓門天生有高下之分，馬雅可夫斯基憑借其強健的體魄和洪亮的嗓音成為時代的弄潮兒，阿赫瑪托娃細膩的傾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她完全沒有必要以自己的短處和別人力拼史詩的版圖，阿赫瑪托娃有一個她獨有的隱秘的版圖，任誰也休想拿走，她最終還是以那個佇立在荒涼廢墟上的柔美形象被文學史所銘記。
凌越
(原標題：佇立在兩座廢墟上的愛情歌手)
本文來源：新京報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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